局长与校长究竟谁比谁大，这似乎是一个没有必要比较的低级问题，当然教育局长要比该教育局所辖区域内的学校的校长大。这个世界上有些常识问题是不需要花脑筋寻问的，就比如说，到底是太阳亮些一些还是月光亮一些？你根本就没有必要问，而你一旦问了，别人一定好奇地注视你半天：这个人是不是有病？
　　
　　同理，局长与校长谁大就属于一个低级问题，凡对常识发问的，一定是个“白痴”了。可是，经常会有一些“白痴”问出类似“太阳明亮还是月光明亮”之类的傻问题来，提问者除遭人白眼外，或许有可能会博得一笑，因为提问者傻而且可爱，当他问得越认真，就越傻得可爱。提问者傻而且可爱，当他问得越认真，就越傻得可爱。对自然物问题的解答不伤及所有人，也不伤及太阳或月亮这两大自然物，所以提问者傻而且可爱。
　　
　　如果一个孩子问他的母亲：到底局长大还是校长大？那么这个孩子一点都不傻，而只是可爱了。母亲抚摸着孩子的头告诉孩子：当然是局长大了！一个局长要管着好多好多校长呢！孩子可能接着点点头，也许心里会决心将来当个局长。而母亲也算是对孩子进行了生动的理想教育了。瞧，提问和解答均没有害处，温馨得很呐。
　　
　　然而，要是现在，由一个现职的校长提出了这个问题：到底是局长大还是校长大？那么这个校长也许是吃了豹子胆了，也就不是傻和可爱之类与人无害的了，他简直就是鲁莽和大逆不道。
　　
　　今天，我就提了这个问题：校长和局长哪个大？不是出于鲁莽，而是希望质疑一些非正常的“常识”问题，或许能找出一种新的让局长和校长共事的方式，这种方式将有利于教育而不是有利于掌握权力的人。因为由一个校长来提这个“颠覆性”的问题，而不是由校长和局长之外的第三者来提，那么对我这个校长来说一定是有风险的，哪一个成年人对常识发问会不冒风险呢？但是由我来提这个问题是合适的，那是因为：
　　
　　1、我是一个另类，老提出一些与别人不同的观点来，而且我的一些观点之所以虽符合逻辑但却不能被一些人接受，就因为我的观点在为逻辑服务的时候往往忘记为即得利益者服务了。幸运的是，因为另类我才被评上“上海市十佳青年校长”的，而保持另类将是我维护这一荣誉的必然选择。
　　
　　2、我的职业痛苦，并非来自我所任职的学校的师生，我与他们情真意切如同鱼水般，说实话，我至今依然决定忍受职业痛而未弃冠而去，不是我对校长职位的贪恋，而是因为我有对他们未竞的承诺。我的职业痛苦来自于事先未明的干预和不可预测的突变，而干预与突变总是那么强烈地妨碍我正常地履行职责，使我与这所学校如同小船，虽船本身结实耐用，而大海的无法估算的波澜，总会使最牢固的船体侵覆。
　　
　　3、我对做人的尊严和自由的看重，远远超出了我对身份地位和肉身健康的爱惜。我藐视除人的尊严和自由之外的几乎所有的外部事物，捍卫尊严比捍卫地位与健康高尚得多。我对所谓权威的挑战的根本动机，也许不在我对教育理想的追求，而是对我作为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本能的维护。“士可杀不可侮”的来自远古的知识分子的“迂腐”，已如同我的血液了。
　　
　　好了，情感性的铺垫就此打住，以下开始恢复理性，具体比较一下局长和校长的大小问题。二十四小时前我心潮澎湃，此时，我在青岛海边，那水天一色的蔚蓝，叫人如此宁静……
　　
　　
　　虽然可能局长的个子或者是脾气往往要比校长大些，但大家其实都知道，一旦是将局长与校长相比较的话，比较点一定是在“权力”上，也就是说局长的权力比校长的要大，这种权力叫做行政权力，行政权力一贯是自上而下的，因此，在政府的行政体系中权力一直是依*等级制而存在的，即上级指挥下级，下级服从上级；上级考核评价下级，下级则对上级负责；上级对下级发布命令提出工作要求，而下级则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以令上级满意。为标明权力大小以保证行政系统上下有序，政府内安排了厅局、处、科、股等等级别，是告诉政府公务员们，切不可越位，一旦越位则政府一定低效无能，因此，行政系统内对越位的官员从动机到行为上一律是打压的，“服从”也许是公务员的天职。也因此，最按部就班地执行命令与规章的公务员是最优秀的公务员。而公务员中的那些个性强、想象力丰富、创造力强（创造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现有秩序的一种破坏）等各色人等，均将失去升迁的可能。一个政府如果由个性强、想象力丰富、又极有创新欲望的公务员们构成的话，这个政府对民众是有害的，这会加剧政府人治的可能性。
　　
　　假如说，局长和校长都是政府官员（公务员），那么因为局长的行政级别高于校长（一些县级市的教育局长的行政级别要低于辖区内省级重点中学校长），那就表明，局长比校长权力大。比如上海市徐汇区的教育局长是处级干部，校长则是副处级或科级，那么徐汇区教育局长的权力比校长高。如果这个“假如”是真实的，那么以下现象都是正常的：
　　
　　1、局长向校长发布命令，或对校长提工作要求，校长理解的应不折不扣地执行，不理解的话也必须忠实执行。
　　2、局长指导校长工作，听取校长工作汇报，接受局长表彰或惩罚。
　　3、局长召集校长开会，不管校长愿不愿意，无论校长正在何时何地干何事，都应随叫随到，不得迟到早退缺席。
　　4、校长向局长汇报行踪，如外出需经局长批准，即使是双休日，因为校长必须随时待命。
　　5、校长按局长布署，接受教育局的各项考核评比检查验收，即使不愿意也要接受。
　　
　　我们将局长和校长作为上下级来看待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因此，上述五大不完全罗列的现象也是不容质疑的。
　　
　　可是，那些十多年前或者此时还天经地义的事，正成了教育改革的巨大阻力。为消除由不当的权力关系所导致的一系列积重难返的问题，现在正被希望通过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来加以解决。这一制度的核心内容是“确保学校的法人地位，保证学校依法自主发展”，而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过程中，最难以调整的就是局长和校长的关系，当局长并不比校长大的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，最难接受这个结局的不是校长们，而是局长们。
　　
　　法律将是一种调整和建立局长和校长新型关系的准绳。局长所代表的是一种政府的行政权力，这种权力将被法律严格限制，法律对行政权力限制到不能伤及学校的权利。同时，法律赋予学校办学自主权，这一自主权是学校的根本权利，校长作为法人代表正代表着这一权利，并有责任依*法律维护这一权利不受来自任何方面的权力的侵犯，包括不受局长所代表的行政权利的侵犯。
　　
　　所谓“权力”，是指挥和支配他人的力量。德国的韦伯把权力定义为：在社会交往中，一个行动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可能性。权力是一种强制力，权力总要导致对权利的伤害，因而法律正是要从保护权利的角度出发，防止权力泛化，并对权力实行有效监控。从人治走向法制，就是一个对权力越来越看管得紧，而对权利越来越尊重和维护的过程。这对享有权力的局长们来说，绝不是个好消息。没有一头“猛兽”是喜爱笼子的。
　　
　　那什么是“权利”呢？权利一词最早源于罗马法，它是指特定主体为实现某种利益，依法直接拥有的或者依法与他人设定的，作一定行为或不作一定行为的可能性。权利之所以要受法律保护，正是因为权利可以轻易地被权力践踏。
　　
　　因而，以下倒是一个常识：凡法律规定，权力人才可以去做；凡法律没有规定的，权利人都可以去做。这条常识包含着“法治”的要义：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公布出来的规则的约束，这种规则使每个人都有可能十分肯定地预测、计划他自己的个人事物。一个法治社会是主张“权利至上”的，而人治社会则“权力至上”。
　　
　　现在，我可以下结论了，局长和校长谁大？答案是“不可比”，因为局长代表政府权力，校长代表学校权利。当局长因为滥用权力而侵犯学校权利，学校将局长告到法庭的时候，又到底是局长大还是校长大呢？
　　
　　接着我们再来看之前我举到的五个不完全的例子：
　　1、局长随意发布命令而不尊重校长的意愿？可能校长会告诉局长：你的命令不符合学校利益。
　　2、局长指导工作而校长汇报工作？可能校长会说：我是学校教育和管理专家而你不是。
　　3、局长召集校长开会？校长可以说：对不起，学校正忙着。
　　4、校长向局长汇报行踪？校长可以说：我可以根据学校工作需要安排我自己。
　　5、局长检查评比？校长问：有法律依据吗？
　　
　　瞧，现代学校制度下的校长比前现代学校的校长敢于说“不”了，那还了得？！局长都管不了校长了，那要局长干嘛？
　　
　　不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。现代学校制度下，学校内部各种关系也受着法律的制约和调整。对外，校长代表学校权利，但这种权利也受到法律的制约，而且校长代表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，即有多大的权利就有与之匹配的义务；对内，校长管理学校时拥有职务权力，校长行使权力时，也必不能侵犯教师的权利，而代表教师权利的工会和教代会对校长权力形成制约。现代学校制度也许对掌握权力的校长也不是好消息。那是不是对教师是个好消息呢？未必，对校长，教师因为现代学校制度，他们的权利（尤其是教学自主权）得到了维护，但这些权利都有与之匹配的义务，绝不轻松；对学生，教师代表权力，这种权力同样要受到制约，谁来制约？家长和学生。
　　
　　由此推论，现代学校制度的目的正是要使家长和学生最终受益。不是说以学生为本吗？校长和老师对学生负责而不是对局长负责，这就是以学生为本了。
　　
　　以上我所有的话其实都在痴人说梦话，我们教育界铺天盖地嚷嚷着依法治教、现代学校制度，可是，至我们还没有人比过局长和校长的大小，甚至将局长大于校长当做常识，实在令人悲哀。应然与实然总是那么大差异，而我们已习惯于容忍宣称的与实行的不同甚至相反。如果下列迹象不出现，那么，嚷嚷将永远是嚷嚷，而不会是真实：
　　
　　1、校长组织。权力从来不会自动退出的，权力的退出需要“比局长小的”校长们权利意识的觉醒，校长代表学校利益，这也许应该是校长最大利益。但是，一个校长是渺小的，小小的校长要成为一个利益集团，成立校长的权利机构，由这一机构依主张学校和校长的权利，有共同利益的代言人，到那时校长才真正不小。
　　
　　2、校长任用。校长取悦于局长是校长的宿命，即使局长的权力受到有力的限制，只要校长依然由教育局任命，那么校长也只有取悦于局长这一条道了。我从2000年起任职北郊学校校长，是由教育局党委任命的，教育局党委组织科长宣读一下教育局党委文件就算任命了，我不知道哪一天教育局党委又任命我到哪里去任职，或无职可任。干部们被告知要服从组织安排，只可以表态服从安排，却不可以表态说不服从的。而所谓的组织其实主要是若干足以代表组织的权力人物。自此，人如浮萍般无法预料自己的前途和命运。绝不是你努力工作就有升迁机会的，比如我一个小错误不断不那么听话的干部，远远不是一个成熟的干部，前途更难以预测。那么在这种情势下，你是让领导满意重要呢？还是让教师满意重要？也许一个所谓成熟的干部既要让领导满意，又要让教师满意，可我一个才当了四年校长的年轻干部实在做不到两全的。目前让更多教师满意我，光维护着学校的利益这一件事就够我殚心竭虑了。可或许光让领导满意更省事也未可知。
　　
　　3、校长考核。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校长业绩？在教育局尚无成熟的评价方案出台前，听话，或者驯服于权力的校长在局长眼中地位高，更受重视，也就会得到更多更好的回报。中国人讲究揣摩领导意图，大抵是说，要顺着领导意图从事，成功才有把握。而要按领导意图行事是需要特殊才能的，绝非我等一介书生所能领会的，因而每每失宠也是必然。可困难的事，在校长头上有好多领导，一个局长有一个意图，换一拨领导也许换一拨意图，仕图之险恶可想而知。
　　
　　4、校长职业化。为什么要让校长职业化比如何职业化更值得讨论。提校长职业化比提校长专业化更有意义，是因为一旦校长被认为是一个职业，那么意味着校长与政府之间将是一种被雇佣和雇佣关系，这就使校长和局长成为两个平等意义上的法律主体，互为权利义务关系。校长与教育局签定一定年限的工作合同，履行某些义务并出售自己的劳动，同时享受应有的权利。校长有选择任职学校或区域的权利，而教育局也有选择校长的权利。而一旦双方讨价还价签订了工作合同之后，双方诚信履约，校长自主办学，并为自己的办学后果承担责任。局长只需依法提供法律所规定的资源保障并对照合同监督检查即可。让校长不再成为局长的附属物和下级，这是提校长职业化的真正目的。
　　
　　5、法律制度与意识。权力人的操守可信吗？比较法学专家达维德说：“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。他们对法律制定些什么不感兴趣，更不愿站到法官面前去，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，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原则。他们也不要权利，要的只是和谐和和睦相处。” 在不讲法的时代，人们依赖于根本无法确定的情理，而掌握更大权力的人，即使其行为不符合情理，人们也只能为生存计，不去计较，几千年来形容委琐、委曲求全已成为本国人的人格特质，而终于影响到了国格和国家兴衰。人们抱着希望活着，希望清天出现，希望好皇帝能令政治清明，希望好的上司在运用手中权杖时能入情入理。但是从来权力一旦不受严格控制就会导向极端腐败和恶毒，为防止权力导致的恶化，我们不停地要求掌权人要有操守，然而我对任何人的操守，包括我自己的操守都报怀疑态度，人类实在不能漠视人性中隐藏着的恶，恶一旦没有羁绊，则会如洪水猛兽。法律不那么寄希望于人的操守，法律假设掌握权力的人也是一个普通人，一个会犯错误的普通人，并不因为他成了局长、市长就会是一个道德圣人了。因而，也许不是操守，而是法律制度，让人有操守，也让人的行为更符合情理。
　　
　　假如具备了上述条件，也许现代学校制度才见了端倪。而现实，却不能不令我失望。
　　
　　我基本上比较完整地陈述了校长和局长的关系问题，而且几乎服膺于理性之下，我相信人们读到这些文字不会产生别的联想，比如：郑杰正在于某某领导关系不好等等。我不希望任何人揣摩我除了对真理的热爱之外的其它动机。我觉得这一点十分重要，因为我正着手写学校党政关系的文章，一旦把我新的文章视为是反党动机的产物，那我的罪名比反局长大得多了。
　　
　　另外，我希望包括局长在内的所有教育从业人员都可以讨论这个问题，都来比较一下校长和局长的大小问题，校长和教师的大小问题，教师和学生的大小问题，在比较大小的时候，千万让自己理性了才发言，不能搅裹着私人的情绪。去找一个安静的不受打扰的地方，比如青岛，那是一个讲逻辑的地方，也是一个给人勇气和力量的地方，因为有蔚蓝的海天一色。
　　
　　写完这些文字以后，我非常坦然了，坦然是因为我发现自己真的做好了准备去承担。我想引用美国的著名法官汉德的一段话作为结束，我们会发现他比我更傻：
　　
　　“我常常怀疑，我常常怀疑我们是否把自由和希望太多地寄托在法律、法院和宪法上。请相信我，这是一个不能实现的希望，一个虚妄的希望。自由生长在我们每个男男女女的心中。如果它在我们心中死去的话，那么没有法律能够拯救它，没有宪法能够拯救它，没有法院能够拯救它。”